此詩作于升之宮學秩滿之時，在紹興二十一、二年間，時陸游居山陰。

　　錢仲聯詳注仲高身世，大略云：仲高，陸游從兄陸升之也。紹興十八年（戊辰）進士，其人阿附秦檜，諂事檜黨兩浙轉運使兼臨安知府曹泳。泳為政兇酷，縉紳畏之如鬼蜮。時升之為右通直郎，與右承務郎李孟堅親善。孟堅之父光私撰國史，語涉朝政，或多訕謗褒貶。孟堅以秘事告之，升之發之以告泳，泳檢舉於朝，光故得罪。後檜死，泳被貶竄新州，升之坐為秦黨亦被黜?！芭R分出苦語，不敢計從違”一句，深有規勸之意。

　　此詩直白無礙，意思不必過多解釋，仲高時往投丞相秦檜門下，故陸游在此詩中予以規儆?！暗懒x無今古，功名有是非”，道義是不分古今的，但凡稍有智識、操守的人都應遵守，然而功名卻很難說了。當逢有道之世，求取功名而不悖于道義，或說功名與道義體現為一致性時，自當努力追取。這正是儒家傳統的積極用世思想。歷數中國古代士人，但凡事業有成者莫不類此，國旺家興，名垂后世，社會價值與個人價值統統實現。但這樣的世道，泱泱中華、上下五千載也只是鳳毛麟角，因此多是一種理想狀態。而遭逢亂世，帝王昏聵、奸佞當道，功名與道義則體現為對立的關系，這在漫長的中華歷史中則是一種常態。士人往往有兩類選擇：一是舍道義而就功名。陸仲高年輕時正是走了這樣一條路。紹興二十年（1150），陸仲高任諸王宮大小學教授，之后阿附秦檜，以告發秦檜政敵李光作私史事（仲高為李光侄婿），擢大宗正丞。顯然這樣的一種選擇很為時人所不恥，陸游在此詩中也正是勸他不如請求退職。另一種選擇是堅決維護道義，至少是維護心中的道義原則。